40年前,恢复高考的那一年,童富勇参加了高考,成为了杭州大学教育系的大学生。40年后,他是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院长,“40年过去了,国家用人体制发生了改变,考上大学的意义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了,但社会对高考还是这么重视。” 童富勇说,纵观高考40年的历程,这么多重大的变革,但不变的地方在于——中国人对读书的重视,相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 童富勇告诉钱报记者:“以前高考的分量、意义跟现在是不一样的,考进了就是国家干部。换句话说,一入学相当于预备工作,毕业后国家会统一安排工作。那时上大学,等同于就业。”童富勇说,现在即使考上了大学,也可能什么都不是。 从一考上就是国家干部,到现在考上大学并不代表什么,是因为中国的高考40年历程中发生了一些变化。 童富勇总结了一下,一共有4个关键的时间点—— “1977年高考,一考定终身。天子骄子,转身份,从平民到干部,政府包生活费、包工作; 1994年开始,大学不分计划内外,全部交费入学,不再包分配,自主择业。寒门开始纠结学费,平民开始担忧就业。上大学的光环渐渐淡去,不再有昔日荣耀; 1999年扩招,上大学犹如上高中那么平常,高等教育大众化,开始出现择大学选专业,同时国外大学扩大招收中国学生,社会出现留学潮;2017年,开始新高考,文理不分科,按专业投报志愿,从高到低录取,不分批次。” 童富勇认为,这种变化的根源在于国家用人体制的改变。“原来一考进大学,国家包分配,后来工作岗位是公开招聘,择优录用,需要毕业生去竞争。不管你是什么大学毕业的,不管你是用何种途径拿到学位,都要通过竞争获取岗位。” 这是一种选择性教育,国家确保义务教育的公平公正,高等教育根据个人能力、条件去实现,学习与录用是独立的。 童富勇有种感觉,就是整个社会觉得孩子到了18岁,高中毕业了,读书是唯一的出路。 “其实,现在很多人考上大学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对将来很茫然。很多家长认为,孩子一定要去读大学,多接受4年大学教育可能会改变很多东西,会有大的回报。”他说,这种观念导致很多孩子和家长对大学教育失望。 有些孩子高中毕业后并不适合或不想读大学,不如先就业,做自己适合的、喜欢的事情,中国还是需要大国工匠的,“在国外就是这样子做的,比如芬兰,年轻人不想读书了,可以先体验社会,过了几年想读书了,就有通道,让他们可以继续读书。” 在童富勇看来,这样的一种模式无非是把读书的顺序变了一下。不过,这种模式在国内还是难以操作,因为工作一段时间再想考大学,入学门槛就变高了。 “高考40年,中国人对读书的重视,相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读书比不读书好;中国人对高考还是信任的,认为这是目前最为公平公正的一个游戏规则。这两个信条一直都没有变。”童富勇说。(本报记者 梁建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