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赏析 -j9九游会官方

　　念奴娇·过洞庭

　　张孝祥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

　　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

　　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

　　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

　　短发萧疏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

　　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

　　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注释】
 

　　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张孝祥出任静江府(治所在今广西桂林)，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七月到任。次年六月，遭谗降职北归，途经湖南洞庭湖(词中的“洞庭”、“青草”二湖相通，总称洞庭湖)。时近仲秋的平湖秋月之夜，诱发了词人深邃的“宇宙意识”和“勃然诗兴，使他挥笔写下了这首词。

　　说到诗歌表现“宇宙意识”，我们便会想到唐人诗中的《春江花月夜》和《登幽州台歌》。但是，宋词所表现的“宇宙意识”和唐诗比较起来，毕竟各有千秋。张若虚的词中，流泻着的是一片如梦似幻、哀怨迷惘的意绪。在水月无尽的“永恒”面前，作者流露出无限的惆怅;而在这怅惘之中，又夹杂着某种憧憬、留恋和对“人生无常”的轻微叹息。它是痴情而纯真的，却又夹杂着“涉世未深”的稚嫩。陈子昂的诗则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积聚着自《诗经》和《楚辞》以来无数善感的骚人墨客所深深地感知着的人生的、政治的、历史的“沉重感”。但是同时却又表现出了很幽深的“孤独性”——茫茫的宇宙似乎是与诗人“对立”着的，因此他觉得“孤立无援”而只能独自怆然泪下。然而随着社会历史的前进和人类思想的发展，出现在几百年后宋人作品中的“宇宙意识”，就表现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

　　请读《前赤壁赋》：“客亦知夫水与月乎……?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种徜徉在清风明月的怀抱之中而感到无所不适的快乐，这种融通了人与宇宙界限的意识观念，标志着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一部分士人，已逐步从前代人的困惑、苦恼中解脱出来，而达到了一种更为“高级”的“超旷”的思想境地，反映出这一代身受多种社会矛盾困扰的文人于经历了艰苦曲折的心路历程之后，在思想领域里已经找到了一种自我解脱、自我超化的“途径”。

　　张孝祥这个人，不管从其人品、胸襟、才学、词风来看，都与苏轼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凡是优秀的作家(特别象张孝祥这样的有个性、有才华的作家)，除了向前人学习之外，便会有着自己的特创。

　　张孝祥的这首词，以他高洁的人格和高昂的生命活力作为基础，以星月皎洁的夜空和寥阔浩荡的湖面为背景，创造出了一个光风霁月、坦荡无涯的艺术意境和精神境界。

　　词的前三句便在我们面前呈现了一个静谧、开阔的景象。“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现实中的八月洞庭湖，实际上说是极少会风平浪静的。所以词人所写的“更无一点风色”，与其说是实写湖面的平静，还不如说是有意识地要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平静，它的本意乃在展开下面“天人合一”的“澄澈”境界。果然“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二句就隐约地表达了这种物我“和谐”的快感。在别人的作品中，一叶扁舟与浩瀚大湖的形象对比中，往往带有“小”、“大”之间悬差、对比的含意，而张词却用了一个“着”字，表达了他如鱼归水般的无比欣喜，其精神境界就显然与众不同。试想，扁舟之附着于万顷碧波，不是很象“心”之附着于“体”吗?心与体本是相互依着、相互结合的。在古人眼里“人”实在即是“天地之心”、“五行之秀”(《文心雕龙。原道》)，宇宙的“道心”就即体现在“人”的身上。所以“着我扁舟”之句中，就充溢着一种皈依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而这种意识又在下文的“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中表现得更加充分。月亮、银河，把它们的光辉倾泻入湖中，碧粼粼的细浪中照映着星河的倒影，这时的天穹地壤之间，一片空明澄澈——就连人的“表里”都被洞照得通体透亮。这是多么纯净的世界，又是多么晶莹的境界!词人的思想，已被宇宙的空明净化了，而宇宙的景，也被词人的纯洁净化了。人格化了的宇宙，宇宙化了的人格，融成一片，浑成一体，使词人全然陶醉了。他兴高采烈，他神情飞扬，禁不住要发出自得其乐的喁喁独白：“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在如此广袤浩淼的湖波上，在如此神秘幽冷的月光下，词人非但没有常人此时此地极易产生的陌生感、恐惧感，反而产生了无比的亲切感、快意感，这不是一种物我相惬、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又是什么?这里当然包含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负，却没有了屈子那种“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狠狈，这里当然也有着仰月映湖“对影成三人”的清高，却也没有了李白那种“行乐当及时”的庸俗。词人感到了从未感受过的恬淡和安宁。在月光的照抚下，在湖波的摇篮里，他原先躁动不安的心灵，找到了最好的休憩和归宿之处。人之回归到大自然的怀抱中，人的开阔而洁净的心灵之与“无私”的宇宙精神的“合二而一”，这岂不就是最大的快慰与欢愉?此种“妙处”，又岂是“外人”所能得知!诗词之寓哲理，至此可谓达到了“至境”。那么，为什么这种“天人合一”的“妙处”只能由词人一人所独得?词人当真是一个“冷然、洒然”、不食“烟火食”的人(陈应行《于湖词序》语)吗?非也。此时的张孝祥，刚离谗言罗织的官场不久，因而说他是一个生来的“遗世独立”之士并不符合事实。